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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河江楠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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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广东梅州人,现住广州市。1957年生,1976年参军,工程师。2000年转业进国企做管理工作。年青时就喜欢唐诗宋词,是业余诗歌爱好者。2008年被汶川地震触动,上网开博,开始有些文字出现在书刋。积极参加文学征文活动,参加建党90周年《党旗颂·诗词联大观》征文比赛获二等奖。2010年第37期《中华诗词报·诗词卷》推出本人作品专刊。作品入选《中国当代诗人作品》(上、中、下卷),“中国百诗百联大赛”、《大森林诗草》一书、“赋广州好”活动等均有入选作品 。 现为中华歌谣版版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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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邹建军:中国的诗歌去了哪里?  

2009-05-11 21:55:30|  分类: 七,转录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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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卫民引用 邹建军:中国的诗歌去了哪里?

 

                   中国的诗歌去了哪里?

邹建军

 

诗歌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诗歌在中国具有久远的历史,诗人们在中国文学史上创造了辉煌的记录,所以在世界上总是被人称为诗的国度,中华民族也被人称为诗的民族。据考证,现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诗歌作品,是被游国恩先生等请进《中国文学史》的二言诗:“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最早的诗是《周易》中的那些卜辞,说如果按照上古音韵进行分行排列的话,它本身就是一部诗集。中国最早的诗是二言诗,后来发展为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到了现代,还有所谓的“九言诗”等;但最为流行也最为人所看重的,首先是七言诗,其次是五言诗。

唐代是中国诗歌最为辉煌的时代,诗人无计其数,诗作琳琅满目、异彩纷呈。现今留传下来的唐诗,据说在五万首左右。清人编的《全唐诗》就收录了两万多首,它也许是世界上留传至今的规模最为庞大的诗歌选集。在唐代,一流诗人约一百人,李太白、杜工部、白居易、王维、李贺、李商隐等,在当时就很有名气,是与当今明星姚明与李宇春类似的人物。据说李白从四川东出过长江三峡,至两湖与江南地区,山为之青、水为之秀,名振四方,他到各大酒店喝酒不需要钱,也是不需要记账的;如果他能到哪家酒店喝酒,说明哪家酒店的酒是真正的好酒,那就是哪家酒店的荣幸。同样是唐代的诗人张若虚,据说在当朝并没有很大的影响,他留传下来的诗据说就只有那一首《春江花月夜》;其实,就只这一首诗,就可以上他的诗名不朽,而张若虚在唐代并不只是唯一的个案。“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不月明。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尽,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世,皎皎空中孤月轮。”天地一体的自然空间与浑然天成的艺术意境,已经成为唐以来中国人生命中的有机构成。

唐代还有一个诗人,在当时也没有什么大的名气,可是,后来在日本与美国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中国诗人在海外流传所创造的神话,一个真正的传奇,那就是“和尚诗人”寒山。在20世纪以前,一般中国人都不知道唐朝还有一个诗人叫寒山。寒山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呢?具体的生平也许很难再考证清楚,相传他是唐朝末年的一个和尚,因长期在浙江天台山附近的寒山寺隐居,当时被佛门人士称为“寒山子”。其诗集《寒山子诗一帖》,在当时就有手抄本流传。在宋神宗熙宁元年,这本诗集为到天台山参拜的日本和尚带回日本,于是开始在日本文坛流传开来,后来数百年间成为日本小说与画幅的重要题材,他也成为日本民间十分喜欢的一个人物,茶余饭后,大家无不谈到这个唐代诗人。甚至可以这样说,寒山在日本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其名气远在李白与李商隐之上,似乎可以和白居易相提并论。他的诗是什么样子的呢?“桃花欲经夏,风月催不待。访觅汉时人,能无一个在。朝朝花迁落,岁岁人移改。今日扬尘处,昔时为大海。”(《桃花欲经夏》)时间的流逝与地理的变迁融于人生的感慨,语言的朴实与意象的鲜活如在目前,引起我们无限的想象。由此可见,寒山诗引起日本与美国人的兴趣,并不是无缘无故的。

唐诗在日本、美国以及西方其他国家产生巨大影响,与中国在他们眼中成为“诗的国度”有直接联系。一般的中国人,从小“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在国外也是一种普遍的看法。在日本文坛,白居易、李太白、杜工部、王维、苏东坡、李清照、寒山等中国诗人,名气很大;20世纪初期,意象主义运动在美国兴起,与中国古典诗歌特别是唐诗更是有着直接关系。正是因此,意象派代表诗人庞德等,对唐诗那样一种以直观、直接、具体的意象呈现一切情感与思想的艺术传达方式相当敬佩,对于那样一种以七个音节实现音乐上抑扬顿挫之美也十分推崇,因此,意象主义者的艺术信条里许多理念,都来自于唐诗及其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认真阅读。其实,远在18世纪的时候,英国文坛通过传教士与商人就了解到了中国古典诗歌,英国诗人对于中国古诗包括唐诗也很熟悉,他们开始向中国诗人学习。英国与中国同样具有长远诗歌历史,那里所出现的一流大诗人几乎与古老中国一样多。英国也有“诗的民族”的美称,虽然其历史远不如中国古远,其幅员也远不如中国庞大。虽然不能说英国诗的发达与中国有着密切关系,中国古典诗歌与英国诗歌却具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诗歌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代表体式,中国文化的精粹集中体现在诗词里面,古人的心态与精神都可在古诗中得到说明,传统儒家、道家、释家与法家的思想都可以从古诗中得到生动的体现。

 

古代中国诗歌为什么繁盛?

 

为什么中国古代诗歌可以达到像唐诗那样的至高与至深的境界,可以让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诗的国度?而在当代的中国,诗歌创作却远没有那么繁荣,甚至可以说是走向了落寞,诗人的地位也似乎已经一落千丈?

古代中国诗歌之所以走向兴旺:

一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适合于诗的产生。与西方人比较起来,作为典型东方人的中国人的思维往往是一种直观、直接与具体的思维,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说中国人的思维是一种原始的思维,他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往往离不开具体的物质材料;同时,中国人的抽象或科学思维不是太发达,不太擅长条分缕析的东西,却特别擅长于形象思维;他们往往以从直观与直感出发就可以把握事物的本质。所以,在古代产生的《周易》、《老子》、《庄子》、《论语》是同一类著作:它们都并非像西方那样体大虑周,往往只是一小条、一小条的形象话语,而其中所藏匿与体现出来的思想与哲学,却与江海同在、与山河共生,真正说得上是“博大精深”。也许正是因为与西方人的思维存在差异,当黑格尔读到孔子《论语》的德文翻译的时候,他感到十分奇怪,说他简直不相信这是东方圣人孔子所写的,因为从中实在是看不出什么深厚与博大,并且下判断式地说:这样的著作算不上是真正的哲学。从译介学的角度而言,古代中国的哲学著作与古代中国的文学作品一样,确实不太好译,甚至可以说是不能译,具有很强的“抗译性”。古代中国的著作,人们之所以要为之作注,并不只是因为它们在文字表述上与当今的距离,而是因为汉语的表达容易产生不同的意义,因而需要做出解释;即使是现代中国人所写的东西,如果不是采取像西方那样的学术论文方式,也是需要作注的。可以说,汉语正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直接载体。中国人所拥有的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就是一种诗性的方式,所以,许多中国人只要一讲出话来,似乎就是在写诗了,特别是四川与西南地域那些人所说的一些说话,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诗歌表达,将他们的话记录下来,就是诗歌作品。所以,我曾经将诗的思维方式称为“意象思维”,以区别于小说与散文作家的“形象思维”,而中国人平时所运用的,其实主要就是一种意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的综合体。

二是汉字与汉语表达方式,本身具有诗性特质。汉字是世界上至今还具有生命力的象形文字,具有单音独体的性质,每一个字具有特定的意义;而英语等拼音文字,则完全没有象形的功能,也非单音独体,每一个字母并没有意义,许多字母拼合起来才发生特定的意义。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运用这样一种文字及其在此基础上的语言,有利于诱发诗人的情感与想象、产生丰富的诗情与深厚的诗意。一些汉字开始的时候由具体物象所构成,直到今天还具有同样的性质,如日、月、星、辰、山、川、草、木等,本身具有诗性特质,一见到就产生具体的形象;那么,运用汉语所写作的诗作,与汉字的构成往往具有同一性质。李白《朝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去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诗中的流动感与幅度感、画面感与时空意识,特别是其中独到的山水意象与轻快意境,在英语中是很难表达的。汉语是世界上少有的具有诗性特质的一种语言,中国古诗的发达似乎与此有直接的关系。

三是大约自汉唐时代开始,中国在政治体制的构成与社会形态的运动方面,就全面实行科举考试制度。从总体上来说,一切官员不论大小,都要从科举考试之后来选取,特别是七品以上官员;而在科举考试中,诗与赋是必考内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如果写不好诗的话,是很难考中科举的;如果考试不中,其一生就没有任何前途,在社会上也没有任何地位。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形成一种重农轻商的传统,有才能的人不太愿意在商业中求得发展,中国人往往瞧不起商人,像吕不韦那样的大商人,在当时也没有什么地位,一个小小的官员来到,他也得避开让路,何况一般的商人?所以,中国人从小熟读诗词,多半也就为此而来,并不完全是因为中国人喜欢诗词。因此,以诗赋为主的科举考试,是促进中国古典诗词发达与繁荣的重要原因。可以设想,如果在现在的高考或公务员考试中,必考诗词之类的文体并且占重要内容的话,中国新诗歌定会走向兴盛与发达,至少不至于出现现在这样的诗歌少有人看、诗人地位不高的情况。不是说中国诗人没有任何地位,但与中国古代比起来,现今的中国诗人的确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诗人在社会生活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地位不像从前那样显要、受到尊敬的程度大不如前。

 

当代中国的诗人要知足认命

 

当代的中国诗歌,为何像有的人所说的那样,走向失落了呢?与古代相比,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我们绝大多数诗人都还是在用汉语写作,当代中国为什么没有那么多诗情画意呢?诗人们为什么少有写出与唐代诗歌相提并论的作品来呢?

第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得到改变:有的学理、工科的知识分子,放弃了感性而走向了理性;社会科学研究与人文艺术学科的研究,也采用西方长篇学术论文的写作与发表方式,学术界也常以长篇大论来要求所有学者与官员,像中国古代“论语”、“庄子”那样的著作,在今天也许不算科研成果,而人们运用的虽然还是汉字与汉语,所以,这样的转变对于诗歌写作不仅没有促进,反而有所妨碍。第二,写诗对于人的事业成长已经不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现代中国没有科举考试,不再以诗赋取试举子;由于学科越来越发达、分工也越来越细,在中考与高考中也不再以诗赋为主要内容;因此,人们对于诗的价值与意义的认识,不再像从前那样清晰。虽然人们也还要读古诗,长辈也还要自己的后代自小开始熟读唐诗与宋词,但只是作为一种人生修为,不再当作一生中的重大事情。很显然,对数学与外国语言的学习则更为重要。在郭沫若与徐志摩的时代,也许大家还比较看重传统诗词;到了郭小川与贺敬之的时代,一首诗的发表也还可以引起轰动;而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以一首诗就成为名诗人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在今天,诗歌对于人的一生不再像从前那样重要。第三,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与文化语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当今的文化消费内容与方式都日益多样化,诗歌文体及其阅读在其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一般而言,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里,人们的文化消费方式比较单一:在古代中国,除了文学创作与文学阅读以外,人们几乎没有其它娱乐方式,况且当时对诗赋又是那么的看重,读诗的人自然很多,社会上与官方对诗人与诗作也非常重视。到了20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中国人的文化消费方式也还算是比较单一,当时电影、电视与麻将等,也还没有真正发展起来,人们对于诗以及纯文学作品,还算比较看重。可是在今天,人们对于文化生活的需求虽然很大,但文化消费方式却更加多样化,可以说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与发展:看电视、看电影、上网、唱歌、打麻将、台球、听音乐等等,这些都可以吸引大量人群。那么,像中国古代社会那样关注诗的人也就越来越少,诗所受到的注意也就越来越轻。环视今天的中国,靠读诗过日子的人,想靠诗成名成家的人,想靠诗捞取社会地位的人,的确是越来越少了。第四,人们生活观念与消费观念的变化,也给诗歌的阅读与消费留下越来越小的空间。许多人认识到,社会越是文明与现代化,人们对于现世生活中物质利益的追求就更加强烈,对生活的要求就越来越世俗化,人们的消费观念就越来越平面化与快餐化。而诗歌这种特有的文体,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相当心灵化与情感化的东西。离开了情感与心灵,离开了对自我灵魂的审视,诗歌也许就不存在,因此,诗的本质与特征与当今社会大众的消费观念与生活方式,并不相符合。在所有的文体中,与小说、戏剧、散文相比较,诗歌距离人心与人的情感最为接近,这样的性质与现在的人们追求更加外在化、形式化、感官化的东西,也并不吻合。所以,当代中国诗歌的命运是注定了的,不可与小说挑战读者,甚至也不可与散文、电影争锋,更不要说电视、网络以及其他种种的流行文化。这是命中注定,当代中国的诗人要知足认命。

 

振兴诗的使命不能让专业诗人承担

 

当代中国诗人有振兴诗歌的责任与使命。有人说,中国古代没有稿费,没有专业诗人,而古诗却那么繁荣,留下了大量的经典作品,创造了中国古代诗歌的辉煌历史,让中国成为了真正的诗的国度。这样的评价,一点也不错,对中国古代诗歌特别是唐诗无论如何评价也不为过;但是,世界上并不只是中华民族才是诗的民族、中国才是诗的国度。拥有世界一流诗人的民族,也有许多,如英国、美国、日本、印度、埃及、德国与俄罗斯。相比之下,中国、英国与美国在诗歌文体上远远超过了其他民族,这也是事实。有的人也许会提出不同的意见,说20世纪美国产生的世界一流大诗人也不少,难道它不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与高度现代化的国家吗?所以,文明的发达并不一定会影响诗的创作,现代文化消费方式的多样化与丰富化并不能成为一个民族诗歌落后的真正理由。

如此说来,我们的确有必要提出一个振兴诗歌的计划,在现有的各种文体中,让诗歌受到足够的重视,得到最好的发展。但是,我认为振兴诗歌这样的重担,不能让专业诗人来承担。

首先,诗人与作家也不能是专业性质的。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往往伴随着个人的、天才的因素。全国有中国作家协会,每一个省、甚至每一个市都有作家协会,每一个作家协会里都有许多所谓的“作家”,政府用钱将他们养起来,享有工资、高待遇。中国古代有没有这样的机构呢?没有。如果有的话,李白大概不会只活六十来岁就死了;西方国家有没有这样的机构呢?也没有,如果说有的话,也只是为文学交流与文学发展服务的。诗人、作家与艺术家一样,主要是一种自我成长:只要写出了好的作品,就是诗人、作家与艺术家,并不是因为你在作家协会里工作,就是天然的作家。文学最可宝贵的品质,应当是自由思想与自由写作,你靠政府养起来,能有自己的思想自由吗?如果不能自由思想,那你还能写出什么好作品来呢?还不是整天地说好话、发表一些言不由衷的作品。正是因此,我认为振兴诗歌的使命,不可以让专业诗人来承担。

其次,真正的诗人要由民间产生,写出了好作品就有机会得到奖励。上次有一个人问我,说为什么大地震后,中国诗人没有写出更好作品呢?我说需要沉淀。其实,那些所谓的专业诗人无论如何沉积,也很难写出真诗。从历史上来看,好的作品都是在民间自然而然地产生的,我的老乡李白、苏轼、郭沫若、何其芳,写出好诗的时候都还只是在民间流浪的诗人,那个时候,他们的生活很不稳定,能够自由生活与自由思想。所以,多年以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民间诗人领先论》;至今,我也没改变自己的看法。

那么对诗人是不是就可以放任自由,不理不问呢?也不是。我建议将浪费在相关人事上的钱财,用一部分设立文学大奖。现在官方的、半官方的文学评奖,也不是说没有;但这些奖项,几乎都没有权威性,包括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在评奖的时候,就开始争论不休,还惹出了许多的麻烦。评奖要有公正性与平常心。我20093月下旬到德国访问,他们的莱比锡图书奖据说相当权威,颁奖前半个小时也还不知道是谁获奖,连评委自己也不知道;在整个评奖的过程中,社会上也不知道今年的评委是谁。

再次,要保持与发展读诗的传统。中国具有深远的吟诗传统,古典诗歌大部分是押韵的,人们往往采取吟诗的方式来读诗,因此才有“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的说法。现在的诗歌多种多样,有押韵的诗,也有不押韵的诗,不押韵的诗在诗坛上越来越占有优势。因此,我们要向西方学习,进一步发展自己的读诗、读书的传统。在德国,公共交通上有许多人都读书,特别是女人们,读书的兴趣很高;在德国各大城市,许多时候都有朗读集会,并且是大型的,参与的人相当多,艺术效果很好。而在我们中国,虽然也有一些诗歌朗诵会,但基本上是一年一次,如华中师大每年举行的“12·9诗歌大赛”、武汉大学每年一次的“樱花诗会”。如果我们能够打破常规,每年在特定的地点举办610次这样诗歌朗读会,一定会取得很好的效果,可以为中国诗歌的发展打下更为坚实基础。振兴诗歌的使命在于多数的文化人与所有的读者以及全体的人民,不在于少数诗人,特别是所谓的“专业诗人”。我认为那些为稿费、为头衔而写作的诗人,不可能写出什么真正的好诗;真正生活在民间,特别社会底层的人,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们会写出许多的好作品。振兴中国诗歌的任务,就这样落在了现在还是无名的、民间的“诗人们”的头上。

 

要向读书界与社会推荐真正的好诗

 

有人说,现在中国社会上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还要多;有人说,现在的诗人没有应有的社会地位,远不能与中国古代社会相比较:在唐代,像李白、王维、孟浩然那样的诗人,与现在的姚明、李宇春的名气一样大,在社会上甚至政府机构里有很大的影响力;而在古代,哪里有现在这样高度发达的大众媒体?这样的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觉得对此应当有一个辩证的认识。

我并不认为现在写诗的人会比读诗的人还要多,相反,我认为现在写诗的人少了,读诗的人也少了。其一,在人们比较年轻的时候,如高中时代、大学时代,人们总是写上几首分行的东西,但那是不是一种真正的诗歌写作活动?而当人们到了年老退休以后,总也喜欢写上几首七言八句的东西,但那写出来的是不是真正的诗?我们不能因为这种现象的产生,就认为当今中国社会写诗的人真的很多,甚至比读诗的人还要多。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很具有迷惑性。其二,最近二十年来,许多从前写诗的人也都改行写小说、电视等有更多收入的文体,真正写诗的人越来越少,诗人的队伍越来越小。其原因,我已经做出了上述的分析,也就不再多说。在当今社会里,公共媒体的权力很大,影响社会的面也相当广泛,影响的程度似乎也很深。但是,我们的大众媒体对于诗的态度又如何呢?多数媒体对于纯粹的诗歌与诗歌活动并不重视。在20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还有MTV这样的电视诗,还有一些诗歌朗诵会,而现在好像很少见到了。在读书界,对于新的诗歌作品的推荐也很少,或者说没有效果。因此,评论家与学者们有必要向读书界与社会上更多地推荐好诗,推荐真正的好诗,让更多的人阅读好诗,让更多的好诗走向大众读者。

什么是真正的好诗呢?诗是多种多样的:有新创意的诗,有自己独立思想的诗,有形式上产生美感的诗,有一些美的诗句的诗,有民间口语的、有古典风韵的、有想象力强的、有片断而精警的诗,也有整体性的诗。现在的诗人并不是没有写出好的作品,而是读者没有去发现好的作品,批评家与学者们没有向社会推荐好的作品。在今天,批评家与学者们好像更重视小说,对于诗似乎没有感觉;有的批评家只看小说,不看诗。为什么会如此呢?主要是因为人们对于小说的兴趣要高过诗。有的文学机构只是小说家机构,诗人占的比重很小;有的文学评奖其实就是小说奖,而不是文学奖。其实,诗是文学的精华,诗在所有文体中占有基础与主体地位。一个批评家可以不懂小说,但不可以不懂诗;一个当代学者可以不研究小说,但不可不研究诗。另一方面,我们的《中华读书报》、《读书》、《文艺报》、《文学报》以及各大党报的副刊,发表的关于诗的文章究竟有多少?刊物的情况是不是与中国这样的诗歌大国相匹配?自去年开始,我为《诗歌月刊》(下半月刊)做一个“新诗经典”的栏目,已经做了10期;同时,自2006年开始,我为《文学教育》做一个“新作快评”诗歌栏目,据说都受到了热烈欢迎。这就说明,读者对于诗还是有兴趣的,中国新诗的读者基础还是很雄厚的,主要是批评家没有长远眼光与纯正的精神,没有看重自己的文化传统,也没有发展自己的读诗传统,读者们并不知道有哪些好诗,也不知道要读什么样诗。其实,当下的诗人也写出了一些并不比《春江花月夜》所差无几的新诗:“一树的石榴沉甸甸的,等你/你不来,你睡在折扇里,有/红红的石榴花,开在唐朝/唐朝遥远,你看不见/就在隔壁,那些红,轻轻的/铺满了你来时的路,站在/树下的人还在那里,已经走过了/五岳三川,脚下的蒿草黄了邮路/却无法把生活完整地装进信封,它/庞大的根茎,陷在泥土里,如今/寒气上升,你不醒,不添衣/不让笼中的鸟儿,翅膀逆着风/秋天围在篱笆外,把鹅黄,浓绿都赶到了你的/窗棂上,天井空旷,藏不住风/风吹落叶,吹灰尘,吹骨缝里的/世态炎凉,风铃不动,流年沙沙响。”(沙沙《秋已至》)只是有的读者不是太了解罢了。

中国的诗歌去了哪里?诗歌哪里也没有去,它就在我们的身边,它就在我们的心里。最关键的是我们为生活所累,为现代文明的繁杂所困,没有与诗进行心灵的对话与灵魂的对视。我们的感觉越来越迟钝,我们的心灵越来越疲备,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平面化,我们的文化生活越来越没有深度。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在历史上会留下什么样的印迹?面对当下中国诗歌的现况,我们应当何为?我认为与诗接近、亲近是一种最简便、最直接的办法。诗最为心灵化与情感化的文体,它也是所有文体中最具有美质与美形的;如果每天能够与诗在一起,那我们的生活与生命,就会像诗一样的灵动与新鲜。

 

(邹建军,著名批评家与学者,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外国文学研究》副主编,邮编:430079;电邮:jianjunzou@263.net

 

           (本文是应北京《传奇天下》杂志之约而写,即将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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